回想1918年出生在山西夏县的“阎千金”，17岁改名侯波，跟着红军办事处辗转西安、延安，名字改了，性格却更锋利。延安抗大学习摄影，她最早的梦想只是“给革命留影”，没料到有一天会把镜头对准共和国的缔造者。
1945年日本投降，夫妻双双赴长春接管“满映”，23岁的她是接管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副科长。东北解放后，他们入驻北平电影制片厂，侯波端着那台只能装12张胶卷的徕卡，才真正闯进中央领导人的视野。1949年春，香山双清别墅，苏联代表团拜会毛主席。临别合影前，主席忽然摆手：“女同志站中间，理所当然。”窗外山风猎猎，快门一响，灰褐色底片里定格了三人相视而笑的画面。
新中国成立那天，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，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。屈指可数的摄影位里，侯波挤在最前，一手托相机，一手护住裸露的胶卷。礼炮响起，她连摁快门，抓住毛主席宣读《开国大典》瞬间。那张照片并不完美，光比稍有欠曝，却被后世公认为记录共和国诞生的经典。在侯波心里，那是最珍贵的一张，“因为把心都摄进去了”。
50年代初，毛主席外出调研增多，随行摄影员调配成小组。侯波凭冷静判断和敏捷身手成了骨干。在河南偃师棉田，她为抢机位跳上棉堆，结果整个人陷进去，惹得主席失笑，“咋跟小麻雀似的？”一句调侃，拉近了距离，也留下田间最生动的幕后记忆。
1950年秋，毛岸英赴朝前夕找到她，“给我拍一张吧，省得家里惦记。”他笔直站定，手搭在腰间，目光灼灼。一个月后，噩耗传来。冲洗好的照片最终送到刘思齐手里，“这是一张活着的肖像”，她喃喃道，却已泪流不止。
12年风雨，四百余张底片，记录了“毛主席和孩子们”“畅游长江”“七千人大会”等历史节点。侯波的身影，总在灯光与影子之间来去匆匆。有人说她瘦小，她却以微笑回应：“机位高，力气小不碍事，钻得进去就是本事。”这份自信，源自对职业的炽爱，也源自对领袖的敬意。
1961年7月中旬，组织上决定调整中南海工作人员。文件送到时，她只瞄了一眼抬头，“新华社摄影部”，心口顿时空落。告别前，她拎着洗得发白的挎包来到丰泽园。办公室外，微雨初歇，梧桐落叶贴在青石板上。
“主席，我来辞行。”她努力让嗓音平稳。
毛主席放下钢笔，抬头定定看她，许久才开口：“人是要多走走的嘛，别难过。”一旁李银桥悄悄递给她毛巾。片刻沉默后，主席又笑道：“你们夫妻都是我的好同事，去到地方，也要多照老百姓。”语毕，他抬手抹了抹眼角，声音略哑，“有空常来信。”
短短数语，把一位共和国领袖的真情袒露无遗。侯波深鞠一躬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转身那刻，随身包里还藏着那张《开国大典》的底片，她一直不舍得交档。
离开北京后，夫妻二人先赴山西，又辗转各地，深入厂矿、农村、边关，拍摄了八千余张群众生活照。电焊光灼痛眼角，长途跋涉磨破双脚，却没人听她一句怨言，“这点吃苦算啥，比长征差远了。”本色未改，底片堆成了一面黑白的山。
1962年春，她在临汾感染肺炎，高烧不退。消息传到北京。那天夜里，李银桥提来一卷宣纸，“主席让我捎的。”展开一看，是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墨迹。侯波双手发颤：“他还记得我。”病榻前，这份关怀比药更暖。
日子转眼又过去几十年。2003年，阿尔勒摄影节邀请两位耄耋老人，千余名同行起立鼓掌。闪光灯下，她依旧习惯侧身而立，让镜头对准别人。有人问：“最满意哪张？”她指向那张老底片：“国旗升起时，我手都在抖，却只想按下快门。那一刻，值。”
翌年秋日，侯波病逝于北京。遗物里，既有她拍下的胶片，也有那封“拍照要抢一秒，也是要留住一辈子”的纸条。朋友整理时发现，背面还有铅笔字迹：“愿天下女子皆可‘顶半边天’”。字迹遒劲，一看便知出自毛主席之手。
十二年相守，一生铭记。调令带走了侯波，却留下了无数凝固的光影，也让后人得以窥见历史温度。眼泪会被岁月风干，可那声朴素的叮嘱——“人是有感情的”——仍在人们心头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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